梦想的力量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长假中，包含着一个特殊的“节日”——“ 五四”青年节。有人说，如今的青年人越来越现实，他们或穿梭于校园内，为考研、求职、出国上下求索；他们或奔忙在都市间，为薪酬、晋升、婚恋苦苦追求……他们不断前行，竞争、压力如影随形，没有时间停下脚步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梦想，已经被冷落了太久，甚至连谈论梦想也会被人看做不着边际。然而在青年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放弃梦想，他们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他们享受帮助别人的快乐，享受奋斗的成就感，享受内心的激情，享受另一种人生。他们的名字叫“ 青年志愿者”。他们的人生或许艰辛，但一定绚烂，这就是梦想的力量。本版所展现的只是青年志愿者中普通的几位，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奉献告诉我们，志愿服务已经成为青年人为主的众多公民的追求。

    　　“对母亲我有愧”
    　　莫锋：广东小伙子，2003年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放弃大城市疾控中心的工作，参加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一头扎进内蒙古大草原，一年后要求留在赤峰市巴林右旗。
    　　关注莫锋很久了，关于他的信息也就慢慢多起来。
    　　不久前，去内蒙古出差时，听赤峰市卫生局的同志说，莫锋被任命为旗卫生局副局长，又听说莫锋结婚了，娶了个蒙古族姑娘。
    　　这一切让我好奇，脑中有无数个问号。
    　　前几天，共青团中央通知我，要在北京林业大学举行“奉献者风采”报告会，报告团成员中就有莫锋。莫锋作报告时，我在台下凝神细听。
    　　“现在我已经融入了这里，吃羊肉，喝奶茶，像当地人一样喝酒、唱歌，学会了骑马，习惯了沙尘暴。
    　　每当我听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动，落泪。
    　　我和一个蒙古族姑娘一见钟情，相知相爱，不久前我们结婚了。”
    　　讲到这些，台下的大学生们一次次给予他热烈的掌声。
    　　莫锋，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南方人。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是他自己设计的，蓝天、白云、草原、蒙古包，色调很和谐。其他几个志愿者和他开玩笑时叫他“莫局”，他说刚开始听这个称呼，挺不习惯的，现在已经适应了。
    　　莫锋说，刚去内蒙古时，气候和饮食都是考验。风沙很厉害，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习惯了吃广式点心的他，一进饭店闻到羊肉味、酒味，就没有食欲，可现在他吃起手扒羊肉比谁都香。
    　　莫锋**初被分在巴林右旗防疫站当站长助理，他看到那里的防疫人员每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地广人稀，常常骑着摩托车下乡打疫苗，辗转几百公里，扣除油钱，工资根本就不剩什么了。莫锋想，跟他们比起来，自己一毕业就来当站长助理，工作条件好多了，为什么不能坚持下来呢？他用所学的专业指导当地防疫人员，给他们讲课，从网上摘录卫生防疫信息，一个月编一本卫生防疫通讯，教他们用电脑，“他们有实践，我有理论，配合得挺好。”
    　　当地防疫人员越来越相信这个年轻的大学生，经常问他：“**近国家有什么新政策、新技术？”莫锋也感觉自己能干点事，他想改变当地落后的防疫现状。2004年11月他正式留在了防疫站，2005年1月，被提拔为旗卫生局副局长，分管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农村卫生、妇幼保健等工作。
    　　莫锋说，志愿者和卫生行政官员的角色不一样，当志愿者可以提很多建议，更多的是充当参谋，而做副局长常常要决策，要给下面的人安排工作，要与其他部门协调。26岁的他是全旗**年轻的副局长，这在当地从未有过，对他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他说，只有不断学习，谦虚谨慎，才配当这个副局长。
    　　一路上，莫锋接了几个电话。我隐约听出他家里有事，一问才知道，他母亲肺癌已到晚期，参加完报告会他要立即飞回广东老家陪母亲。
    　　莫锋的老家在广东清远，家里不富裕，父母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供两兄弟读书。所以，莫锋说，听到母亲得了癌症，特别绝望。回想起当时去内蒙古时，父母不同意，动员所有亲戚打电话让他别去，他答应父母两年后就回来，可一年后，他就申请留在当地了，他觉得自己“骗了父母”。母亲治病要花不少钱，可莫锋一个月全部工资才700多元，那时他的理想遭遇了现实**强劲的挑战，他一度动摇了，他想放弃在草原上的梦想，回家陪母亲。
    　　好在社会各界听说莫锋母亲患病后，给予他很多帮助，汇款纷至沓来，他工作的巴林右旗也给他汇来近万元钱，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听说后，亲自安排他母亲住进北京肿瘤医院，并为他捐款3000元。北大的师生也发起了募捐活动，为莫锋筹措了40000元。这一切挽回了他的信心，他觉得，社会对他如此关爱恰恰因为他是一个志愿者，他并不孤独，身后有一个群体在支撑着他，他度过了**难熬的日子，没有放弃草原。
    　　我问他，怎么体会“志愿者”这三个字。莫锋说，如果大学毕业找份好工作，养家糊口，也是一种活法，那样社会责任相对较少。一旦来到西部，那种责任感如同一副重担，责任感让我有了很大动力，我的特殊身份让我在为当地跑项目时有一定优势，我能为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做点事。

    
    　　“寻找生命的密码”
    　　吴渝：女，22岁，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二系2002级学生，我国中华骨髓库跨国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我国向海外捐献造血干细胞第一人，2004年6月，她捐献的150毫升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了大洋彼岸一位美籍华人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以前，我以为得了白血病就无药可救了，现在才知道如果配型成功，患者存活率是很高的。捐献者并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就可以帮助他人重生，普通人可以做到，身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更应如此。”面对重生的希望、无价的捐献，生命的承诺这些承载着无上礼赞的褒奖，吴渝的回答似乎显得平淡而简单。
    　　高考填报志愿时，妈妈希望吴渝能当老师，爸爸则认为学金融更吃香，而**后填表时，满怀着“学医可以治病救人”的心愿，吴渝瞒着父母，从第一志愿到第三志愿全都填上了医学院校。在她看来，捐髓不过是一件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事，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用另一种方式挽救生命。
    　　吴渝用捐献义举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在捐献之后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者活动中。很多人迷惑不解：“你自己愿意捐，那是你的事，干吗让我们也去？”直到现在，对吴渝捐献骨髓持反对意见的长辈亲友不乏其人。
    　　面对质疑和反对，吴渝并没有放弃：“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我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劝大家。既然我了解了，就要让更多不了解的人去熟悉、去参与。美国华人骨髓库有50万志愿者，台湾也有近30万志愿者，而大陆的中华骨髓库仅10万志愿者。国内人多，白血病病人更多，而志愿者太少了。”
    　　吴渝奔走于重庆各大高校，向同龄人讲述自己的捐髓经历，让更多人了解白血病，了解骨髓捐献。
    　　“当红十字会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捐髓时，我也有点害怕，没有立刻答应。父母得知后更是极力反对。但当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从静脉取血，并不是想象中的‘敲骨吸髓’那么可怕，而且在我之前的124位捐献者现在身体都很健康之后，父母还是支持我的。
    　　注射动员剂之后，我也有关节胀痛等反应；取血时血管破裂，需要重新穿刺；整个采集过程需要4～5小时，用不惯尿盆和尿不湿，只能憋着。当时觉得心里很委屈，想家、想妈妈，我还偷偷哭了。”
    　　志愿者石小莉因干细胞采集，身体出现不适而害怕时，吴渝赶到医院鼓励她。志愿者徐青的妈妈担心捐髓影响健康，吴渝又拿自己的捐髓过程和感受做例子，**终让徐妈妈安心。在她的感召下，重庆医科大学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从2003年的数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0多人。
    　　现在已经大四的吴渝正处于实习阶段，繁忙、紧张让吴渝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脑海中时时浮现出的白血病患儿苍白的小脸、无助的眼神；每每想到白血病患者渴望找到与自己相匹配的生命密码，她**的选择就是义无反顾。“

    
    　　“在这儿我很兴奋”
    　　张大诺：报社编辑，199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从大学时就开始志愿关怀癌症病人，2002年起专注于临终关怀，2003年到北京，他用2/3业余时间志愿服务于北京松堂关怀医院。

    　　“奶奶，您听我说。”大诺俯身在病床前，左手握住张奶奶的手，右手轻轻抚摸着她额前的白发，“医生说您的病快好了，您看这几天都没打针了，说不定再过半年就能出院了！”
    　　“哪个医生说的呀？”张奶奶躺在被里，似乎用了很大气力也没能把嘴张开。大诺犹豫了一下说：“姜医生说的呀！”
    　　这里是北京松堂关怀医院的一间病房，窗外的阳光格外灿烂。因为是周六，一群学生志愿者正在楼下院子里陪老人们聊天晒太阳，病房里是不方便出去的老人和前来探望的家属。志愿者张大诺在楼上楼下的病房里穿梭，这里住着200多位身患绝症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在另外一个房间，大诺听贺大爷讲完当年他们设计原子弹的故事，正准备离开，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拉开贺大爷的床头柜，拿出一个小收音机，打开试了一下。“大爷，电池还够用吧？”“够，还有备用的呢。”大诺走后，记者问贺大爷刚才这个人是谁，老人想了想，好像没想起来。
    　　大诺说，这里有20多个老人是他很熟的，如果他们状态不错就打个招呼，如果心里不高兴就多陪他们聊会儿天。为了记住老人们的特征，大诺分别称他们为“电视奶奶”、“走廊奶奶”、“佛奶奶”等。
    　　“在这儿我很兴奋！”大诺这样评价他所做的事。院子里一群志愿者正在给老人们唱歌、跳舞、拍照，每个志愿者看起来都很兴奋。而大诺的兴奋已经持续了13年。
    　　“这种兴奋是其他工作所没有的吧？”记者很好奇。“只有面对即将凋零的生命，才会有这种兴奋。”今年34岁的张大诺现在是北京一家周报的文化版编辑，他说他从临终关怀中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也为自己能护送生命的离去感到欣慰。
    　　“首先你要对他们笑，他们就知道是你来看他了；然后握手，他们就觉得你很亲切；**后抚摸他们的头发，他们就喜欢上你了。”这是大诺跟老人沟通的三部曲，“虽然他们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们知道是朋友来了。”
    　　学中文出身的大诺很秀气，他和老人们聊天时总是轻轻抚摸着他们的头发，像在照料婴儿。他从大学开始就独自在家乡哈尔滨的宁养院进行关爱癌症患者的志愿活动。2003年来北京后，这种志愿者的情结使他找到了松堂关怀医院，现在每周要来三四次。
    　　“偶尔有一两周没来，心里就慌，可能哪个老人会去世了。”在这里，大诺陪伴了6位老人走完人生。回头看自己的经历，大诺都“惊讶自己十几年做了那么多事情”。
    　　“这么多年热情都没有减弱过？”记者很钦佩大诺的执著。“有时候也很累，在来的路上脑子还蒙蒙的，但是一进医院就兴奋了。”大诺从家到松堂医院要坐26站地铁。
    　　大诺在单位忙起来的时候，打电话找他都要准确到几点几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志愿活动。“志愿服务做得好，本职工作也越做得好。”在大诺看来，志愿者就是做自己想做而能做的事。
    　　大诺走到哪里都拿着一个本子，随时记点想法，逐渐有了一个目标，记录所有的疾病以及病人和亲属可能出现的不好心情。
    　　“把有用的劝人的话都找到”是大诺跟病人聊天的动力。“你要先对自己说话，把自己说服，然后再去说服病人。”大诺把能想到的宽慰病人的话积累成了14万多字的笔记。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病人仅仅靠自己以及两三个亲人的心理力量，度过那一个个让人沮丧甚至绝望的日子，这一现状是否将永远继续下去？”这是张大诺笔记《病中关怀》中的话，也记录了他从事关怀事业**初的冲动。
    　　“不一样的收获”
    　　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创建于2002年11月8日，是一所为残疾人服务，进行康复培训、个案评估以及转介服务的民办单位。服务宗旨为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社会权力，从根本上解除残疾人家长及亲属的后顾之忧。在这里活跃着一群志愿者。

    　　当关爱中心涌进一群身着白色T恤的年轻人时，整个院子顿时迸发出活力。孩子们兴奋了，跑来跑去的，院子一下热闹了起来。
    　　“白T恤”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的志愿者队伍，从去年2月开始在关爱中心从事志愿服务。
    　　“白T恤”今天主要来搞卫生，他们打算在“五一”长假前给关爱中心来个大扫除。姑娘们一人占领一扇窗，麻利地爬上爬下。“我们从不‘排班’，都是自愿来的，根据课程自己安排，谁有空谁来。一年来每周一次，从来没有因缺人断过档。”20岁上下的李茜说：“拿我自己来说，有时候因为功课紧张，两周不来还挺想他们的。”问她为什么，她说：“看到他们才发觉自己有多幸福。他们有他们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一种可以激励我的人生，让我平静勇敢地对待生活的东西，每次来后我都会获得一种成就感、满足感，觉得生活真美好。”
    　　李茜向记者说起门口负责来客登记的那个姑娘，25岁的她患有重症肌无力，行动只能靠轮椅，是被关爱中心收养的一员。因为智力正常，她可以为中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有一次她说，她不想过靠别人资助的生活，想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可这么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对她来讲是难于登天的。当时我的心都颤了。一方面我为她进取的精神感动，鼓励她想做就去做，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她的愿望难以实现。她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为一个健康人应该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只有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使他们有所养、有所靠，才是对他们**大的帮助。
    　　正说着，屋里传来了稚嫩的歌声。“美女又唱歌了。”李茜说。“我们管这里的女孩子都叫美女。”另一个秀气的女同学一边擦着玻璃，一边说。
    　　“白T恤”对这里每一个残障孩子的脾气秉性、习惯爱好都了如指掌。“美女爱唱歌，唱完你鼓掌，她会很高兴。想家的时候她会哭，这时候别理她，一会就好了。”李茜说，“那边那位个子**高的是任伟，他喜欢捡垃圾。你跟他说话，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反应过来了就跟你握好长时间手，劲特大。”
    　　听说有时候这些智障的孩子还会有些过激的行为。“是啊，有时候冷不丁会被他们挠一下，看，这是上次美女给我挠的。”李茜伸出手，手背上仍然可见一处红色的印痕。“我们以后就有经验了，如果她朝你慢慢伸过手来，你轻轻拍拍她就好了。”
    　　“姐姐好！”一个男孩儿忽然蹦到李茜面前大声喊了一句，李茜怔了一下，马上说：“你好。刚才干得真不错！”她接着对记者说：“看到了吗？他们的热情也感动我。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能认识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她指了指远处。
    　　李茜手指的方向是浴室，狭小的浴室里有一位男士蹲在地上，正用水龙头对浴室进行清洗。
    　　这是恩德莱假肢（北京）有限公司的志愿者队伍，蹲着的那位男士是公司的刘总。刘总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挽着裤腿，皮鞋上全是水。称赞刘总时，这位30多岁的老总竟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来打扫点卫生没什么，倒是他们都装着假肢，还能坚持来，比我们辛苦。”刘总指着与他同来的几位同事说。这5位志愿者中有3位是装着假肢的残疾人，他们从单位到关爱中心坐公交车至少要两个小时。其中一位女士的大腿和小腿都是假肢。问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她说：“因为有收获啊，小硕（关爱中心被收养的一个孩子）现在开始叫我妈妈了。”她的脸上带着满足和幸福。
    　　刘总介绍说，全厂30多人都是志愿者，固定在每个月第二周的星期日来这里。听说，刘总在关爱中心认了干儿子和干女儿，这两个小家伙现在已有小学接收他们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