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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佳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杨佳，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大家看得见我，而我看不见大家，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还在讲新课，还在组织新的科研项目。失明17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热爱的讲台。
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5岁上大学；19岁教大学；22岁又考入中科院研究生；24岁成为该院*年轻的讲师……一路走来，全是鲜花。
我不曾想过，有一天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春天，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以为是近视加重，没有当回事儿。但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更可怕的是，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
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
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我惊呆了，我不能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四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针灸甚至*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都无济于事。终于，一个冬天的早晨，我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随着阳光和色彩，从我的眼前一起消失的还有我的家庭……他走了，还带走了心爱的女儿……
一次，坐车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哎，那里有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 “那儿”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苦苦的思索，我该怎么办？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别无选择：面对现实，只能选择坚强。
于是，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像个婴儿，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绊倒了……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像常人那样写字，我就学盲文。30岁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有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摸起，用手指尖摸来代替眼睛看是太难了。一个简单的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意，堂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决定重返讲台。这是我生命的支点！但是对一个中途失明的教师重返讲台，却有太多太多的困难。第一关就是行路难，我听到了一个声音，“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 17年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春夏秋冬，我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学校。
早上8点，我准时微笑着迎来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走出家门。失明后，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那里知道，我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为了这几行板书，我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现在上课用PPT，学生们也不会知道，多媒体教室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被悄悄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学生们更不会知道，杨佳老师在第一节课时为什么总要提问每个人，那是我在用心默默记住每一个人的声音。
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需要阅读大量资料。我开始使用*新的电脑语音软件，我还要著书立说，那是失明前的心愿，我苦战数月，人瘦有一圈，但是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来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的导师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的李佩先生亲自做序，称“这是一部令人起敬的著作。”
从此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展现在眼前的不是障碍，而是机会。
2000年，我以自己的实力考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全球化权威、《软实力》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奈。
哈佛的老师课上得很活，从不照本宣科。记笔记很重要，6门课，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一门课按下一个开关键，等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开始飞快地记起笔记。一堂课下来，同学们说，我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门课的老师规定每天阅读书目至少500页，同学们都叫苦不迭，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难了。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书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通过特殊的软件读出来。这样一折腾，时间全没了，只有靠拼速度。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词，*后提升到每分钟听400个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调的语速了。就这样哈佛一年，我天天通宵达旦地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超出学校规定，比其他同学多学了3门课程，比他们多的，还有我的根根白发。
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教我“领导艺术课”的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总统、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哥根教授给我破例打了哈佛的*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字：“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东西！）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约瑟夫·奈博士手中接过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ese soft power.” （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年以来第一位获MB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激动地哭了。我的哈佛经历证明了一点：中国人是好样的，中国的残疾人是好样的。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超越别人，29岁之后，我是在超越自我。人生无常总会有那样这样的坎坷，就看你能不能战胜它。战胜了，你就是强者！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我不仅在研究生院、也是在我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而且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服者设置专业标准；担任《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去年3月，我又荣幸的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告诉自己，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去年冬天，中国残联派我赴纽约，竞选联合国为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新设置的“联合国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委员。我肩上的担子很重，41个选举国参加，要从23名候选人中选出12名委员，委员有两年任期的，也有四年的。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我们中国。我始终面带微笑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与各缔约国代表热情问候交谈。角逐无声而又激烈，几轮选举中，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紧接着中国又当选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今年2月，我去日内瓦出席委员会首次会议。我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竞选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几乎都有，唯独没有亚洲人！没有中国人！——这将对我国明年的履约非常不利。这可不行，我据理力争，用精湛的演讲和勇气赢得了满堂喝彩，*终当选为联合国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我说，你们中国运气真好，我回答说，不，不是中国运气好，而是国家好！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好！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使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的成长经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谢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爱。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自强不息。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看不见道路，但不能停住前进的脚步！只要我们坚持奋斗就一定能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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